ACFE 2025年《美国上市公司受各类舞弊影响调研报告》中文版上线！

为评估美国上市公司遭受的舞弊损失规模，我们请那些能直接了解某家特定美国上市公司情况的受访者（即员工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提供其所在机构2023年和2024年的总营收，以及所有形式舞弊造成的实际已知损失金额。通过对比这些数据，我们发现，在本研究涵盖的年份内，受调查机构因已知舞弊而带来的损失占营收的比例略超1%。两年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差异仅为0.01个百分点。

与其他组织风险不同，舞弊风险本质上包含故意隐瞒的因素——这意味着已知舞弊损失并非衡量所有影响机构的舞弊总金额的完美指标。有些舞弊可能始终未被发现，而且并非所有已发现的舞弊都会被正式上报。即便舞弊被曝光，其全部损失金额也可能无法确定。ACFE的研究还显示，约半数内部舞弊在被发现前已持续超过12个月，这意味着2023年和2024年发生的部分舞弊可能尚未纳入这两年的已知舞弊损失数据。

为更全面地了解影响美国上市公司的舞弊风险规模，我们请受访者估算，在任意一年，一家典型的美国上市公司因各类舞弊遭受的总损失占其年度营收的百分比。（需注意的是，该问题针对的是所有美国上市公司，而非仅受访者个人了解的公司。）所有受访者的预估中位数为2.5%，这意味着受访者估计，无论是否被发现，典型的美国上市公司每年因舞弊而带来的损失占营收比例为2.5%。

我们还按受访者的角色对其预估结果进行了对比，将结果分为三类：员工、管理层（即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成员）以及外部人员（即从事咨询、外部审计或政府监管/调查工作的人员）。外部人员的预估最高（占年度营收的4%），是管理层预估（占年度营收的2%）的两倍。相比之下，美国上市公司员工估计典型公司的舞弊损失占年度营收的3%，尽管其提供的已知舞弊损失数据仅略超营收的1%。这可能表明，总体而言，受访者认为未被发现的舞弊概率较高，或者他们认为典型的美国上市公司因舞弊遭受的损失比自家机构更多。

为评估美国上市公司不同类型舞弊的相对风险，我们请受访者对六类舞弊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进行评分。如图3所示，网络舞弊既是可能性最高的舞弊风险，也是影响最重大的舞弊风险。在各类舞弊中，财务报表舞弊被认为是发生可能性最低的，但一旦发生，其预期影响较为重大。此外，被认为可能性最高的风险均为外部舞弊（即由组织外部人员实施的舞弊）：网络舞弊、客户支付舞弊以及供应商和销售商舞弊。被认为可能性最低的风险均为内部舞弊（即由组织内部人员实施的舞弊）：财务报表舞弊、贿赂与腐败以及资产侵吞/盗用。

我们询问了受访者对美国上市公司舞弊的过去、当前及预期未来水平的看法。超过70%的受访者将当前舞弊水平评为中等或高等。当被问及过去两年美国上市公司的整体舞弊水平有何变化以及未来两年预计会有何变化时，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整体舞弊水平已经上升，且在未来两年将继续上升。

我们请受访者根据自身经验，对导致美国上市公司当前舞弊水平的十个因素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将结果按三类受访者划分后发现，不同群体对哪些因素是导致当前舞弊水平的最主要原因存在不同看法，这可能受到每个群体接触美国上市公司舞弊情况的影响。

员工将监管环境列为最重要的促成因素，管理层（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成员）认为最重要的促成因素是外部审计质量，而外部受访者（监管机构人员、咨询顾问和外部审计师）则认为经济环境或经济状况是最重要的促成因素。总体而言，员工和外部受访者对促成因素的排序相对相似，而管理层的排序则明显不同。所有群体都将经济状况/环境列入前五的因素。

如图10所示，美国上市公司中，反舞弊行动工作或反舞弊职能的责任归属各不相同。我们询问了员工或管理层角色的受访者，其所在组织中谁“主导”舞弊相关工作，并允许他们选择多个部门以体现责任共担的情况。内部审计和合规团队最有可能承担舞弊职能的责任，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这些团队主导其所在组织的反舞弊工作。

我们询问了受访者在美国上市公司中所处的角色，结果如图11所示。半数受访者是美国公开交易公司的现任员工。第二大受访群体（29%）在一家或多家美国上市公司担任管理层角色（即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成员）。其余受访者均从外部角度与美国上市公司有密切合作，包括咨询顾问（14%）、外部审计师（3%），或对这些组织拥有监管或调查权的政府机构员工（3%）。

我们还询问了目前受雇于美国上市公司的受访者的具体职业。如图12所示，舞弊审查师（36%）和内部审计师（24%）是最常见的职位，合计占完成调查的员工的60%。